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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素質教育
——在中國教育科學研究會上的講話
（2012年12月根據速記整理）
鄙人汪廣仁，是出生窮鄉僻壤的貴州赤水的早已不要“鐵飯碗”的國內外到處流浪的青年學者，并非什么名師，更非名家，也不是人們盛傳的香港人！前日，我的秘書突然收到北京專電，說國家教育部組織了一個什么會議，要本人回國講學。庸人才疏學淺，又未及準備，趕鴨子上轎，也就和各位在座的領導、專家、“靈魂工程師”的杰出代表們拉拉“家�！卑�。
中國教育界現在最“火爆”的話題大概是素質教育、教育創新了。究竟什么是素質教育，教育創新如何，我這被奉為“頭上長角、身上長刺”的怪異，不想與當局頂撞。竊以為，泊來的素質當是基礎，無一定程度，談何創新？自然，創新也可促進素質之提高。素質教育與教育創新是兩個面的，種與屬、方與式等，毋須我言�，F繞道就皮毛簡單聊聊吧，請國人批評。
素質教育與教育創新
陳獨秀1920年便提出了新教育的精神：教育要趨重社會，要注意啟發的教育，要講究實際應用。
三十多年前，鄧小平提出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是四個現代化的關鍵。每當提到經濟體制改革時，他總要特別強調教育體制和科技體制的改革。實踐證明，在全球化知識經濟的今天，沒有比教育和科技更重要的了。
沒有人會否認，人才的競爭是全球化時代所有競爭的核心。在改革開放的三十多年里，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新的經濟體制已經為未來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山逃w制顯然就沒那么幸運了。盡管做了種種努力，但大概沒有人能夠夸口說，中國教育體制的改革也是成功的。雖然也有一些進步，但在這個領域，中國和先進國家的距離不僅沒有縮小，反而在擴大。顯而易見，教育體制越來越成為中國深度經濟發展的一個“瓶頸”。
中國的教育為什么只能走到今天這種境地呢?
試看看如下的一些問題：
一、人才問題五大誤區：1、學歷等于人才，導致“錢學交易”、“權學交易”、“文憑商品化”；2、人才工程泛濫，處處“放衛星”；3、人才標準就是英語加電腦，硬性規定中高職人才必須通過英語、電腦考試；4、院士制度存在兩大“致命”：①有違科學與創新要求，濫授院士，排座次，阻礙創新者的超越；②院士終身制背離優勝劣汰原則，減弱了推動創新的競爭強度；5、人才管理嚴重失衡：重數量輕質量，有了最高學術職銜就坐事其成；重等級輕實干，干得多、得的少，嚴重挫傷實干者的積極性。去年5月18日美國華人教授張宏智撰文稱“給我一千萬也不海歸”，這說明了什么？
二、審批學術弊端突現。近年來學術研究有長足的進步，但審批學術制度卻愈來愈不像話。學術研究“官僚化”，行政機關壟斷學術資源，并以審批方式分配資源。幾乎與學術活動相關的東西都劃分等級。中國特色的審批學術、等級學術近十幾年來不斷加溫，不可收拾，弊端突現：1、重點建設思想仍居統治地位，而且還有不斷強化之勢；2、少數單位和個人壟斷科教資源；3、專家學者不能同工同酬，制造矛盾對立；4、審批等級耗費大量的資源；5、腐蝕學術風氣，降低學者人格。這種“特色”不合國際規范，讓外人恥笑。
三、大學之大成了擴人，且紛紛搶爭副部級。許多大學征地擴建校舍，擴大地盤，建高級辦公樓、學生公窩，似乎這就是大學。于是中專、中技力爭大專、學院，大專、學院力爭大學，大學求綜合，要爭世界500強、100強�？蛇�是那些人，還是那樣的管理，還是那樣的水平，擴大了什么呢?大學之大應在于大愛，在于高的質量。大學紛爭升副部級，明顯再現官本位，不但未競爭出質量，倒是花去大量資源。
四、中共干部文憑摻假多。中共中央組織部等部門2004年7月初的一份調查報告公布，全國有1．5萬名干部的學歷或學位有假，但新華社的《國際先驅導報》2007年8月報道講，當年“肯定不止這個數目”。這能完全怪學校嗎？現象在高校，根子在干部�！拔ú攀桥e”，是一句假話。
五、中國缺乏對自己文化的自信心。奧運會閉幕式上聲名狼藉的“北京八分鐘”證明了中國在經濟、政治，甚至綜合國力上也許是條巨龍，但在文化心態和文化外交上只是只睡獅。中國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但最缺乏的竟然是對自己文化的自信心。這與希臘在奧運會開幕式上展示的將傳統與現代、雅與俗、深與淺結合得天衣無縫的文化自信，簡直是天壤之別!中國人為什么要崇洋媚外呢？中共中央統戰部的一名副部長為什么不尊中國古先儒家思想，而去香港對外來的佛教圣物法門寺釋迦牟尼佛真身指骨舍利合什行禮？下界奧運會，人們拭目以待，又將會看到什么呢？
六、中國中醫教育西醫化嚴重。中國中醫院校每年招收成千上萬學生，但培養出來的真正中醫卻不多，有中醫科研成就者很少，名中醫更是罕見。外國人視中國的中醫為寶，而中國中醫院校卻按西醫模式培養學生，導致不少中醫碩士和博士不會用中醫理論與技能臨床看病，甚至還有看不懂《黃帝內經》、《本草綱目》的。
七、教育環境污濁。中國大學新學年開學，又一批“棟梁之才”步入高等學府，然而對近年來高達兩成的大學生拒絕歸還助學貸款，教育主管部門和金融機構再次面臨尷尬處境。大學生中如此高的比例將自己的“信用”當兒戲，無疑是社會的一大悲衰。再看，每年十分嚴肅的大學考試出現考題外泄；學校以擴招為由增加收費；校方強令學生購教輔資料；寒暑假組織各種收費的興趣班、提高班，說明了什么？同環境被污染一樣，中國的教育環境同樣被污染了，以致產生“強盜對強盜”的心態。在中國綜合國力日漸強大的同時，道德倫理卻連環崩潰，投機取巧、笑貧不笑娼幾乎成了社會的行動準則。
上述問題及未列舉到的更多的問題，癥結何在呢？
一、缺乏自治自主性。經濟改革的成功可以歸納為內外兩大因素。內部因素就是企業本身的自治自主性。中國的企業本來并非市場經濟的企業，而是政府的一部分，具有政治、經濟、社會等各方面的功能。只有當企業和政府分離開來后，經濟改革才有了突破。中國的教育和國有企業沒有什么大的區別。直到現在，教育還是政府的一部分，特別是國家宣傳機器的一部分。改革開放三十年了，教育部還是停留在計劃經濟的水平。教育部的權力越來越大，大多與教育有關的資源都由教育部來壟斷和分配。這意味著教育業沒有任何自治自主性。如大學教授的終身職稱是為了保護教授們的，有了終身職稱就不用前進了。這與美國等大學的成功發展的根基就是自治自主性相背離。只有當教育界發展出自主性的“行規”來約束自身和評價自身時，才有可能創造出高質量的產品——人才來。
二、沒有外在的壓力。中國經濟成功的另一個制度環境就是外在的強大競爭力。經濟體制之所以能夠轉型，在于非國有企業特別是私人企業的快速增長。中國的非國有企業從小到大，再發展到主導作用。非國有企業的發展不僅培養出新的體制因素，更重要的是給國有企業帶來了莫大的壓力，促使后者的改革。但中國的教育界就沒有這樣一個競爭環境，教育基本上還處于國家壟斷狀態。盡管有各種各樣的民辦學校(包括大學)產生，但仍然受到很大的限制，很難可見未來的教育界能夠發展出一個強大的“非國有部門”，和已有國有部門進行競爭。更為糟糕的是，新產生的民辦學校往往就是企業，以盈利為目的，忽視教育的特殊性。內部沒有競爭壓力，而外在的(國際)壓力更難影響到教育部門上。在沒有競爭壓力下，中國的教育制度改革缺乏動力。結果，教育界就像一個虧本的大型國有企業。教育投入每年都在增加，但是個無底洞。只見無窮的投入，卻不見好的產品出來。
三、不講實際。也許是“文革”影響的余留，中國的教育注重搭花架子，不講究針對性、實際性和可操作性。官方的文件口號震天，要么寥寥數語，難明細要；要么長篇大論，不便執行。坐機關下命令，不體察下情；唯命是聽，不講實際力爭功績。譬如德育，喊了幾十年的“加強德育教育”，越喊德育越出問題，而且問題大多正好出在中共的成員，特別是黨的高級干部身上。德育教材一大堆，改來改去，并未改出一個好的德育，問題就在于“溫室養花”。學生在課堂上聽到的與現實社會不合，學校教育與家庭教育、社會教育嚴重脫節，學生在社會上所學到的東西遠比課堂上學到的多。中國的教育為什么不承認社會現實，為什么不把學生帶進社會去作真偽的辨析，為什么不相信學生自我教育的力量呢？其次，中國的教育要么閉關自守，要么崇洋媚外�，F在崇洋到了不識自家門、不認自己的祖宗了。這樣的不講實際，豈能教育成功改制?
中國的教育必須徹底改革舊制了!
教育本來是培養國家人才和精英的領域，但沒有一個良好的制度環境。教育界形成了一種誰也不想看到的精英淘汰制，最顯然的是人才外流。也許有人會說，人才外流是經濟原因。但現在中國好的大學的教員收入已經不比任何國家差多少了，還是沒有一流人才的回流。這里制度上的因素還是第一位的。如果教育制度不改，即使中國經濟再持續增長幾十年，中國的教育制度也很難趕得上先進國家。教育改制難行的另外一個后果就是教育投資的外流�，F在，每年有數以萬計的中國學生到國外留學，而這些學生到底在學什么，學到了多少?沒有人研究過。但很顯然，很多海外教育機構(多數是二、三流甚至不入流的學校)，只是把中國學生看成是一個市場罷了，贏利是第一位的，而教育成分有多少，只有那些學生知道。說到底，反正中國大陸教育機構都在賣文憑，國外大學也可變相地加入進來。中國的教育體制的改革再也不能回避了，中國的政府必須痛下決心，徹底改革舊制。人才競爭場上的失敗永遠彌補不了其它方面的偉大成功。原因很簡單，教育是個百年大計。
我們可從一個小的側面看看別的國家的教育。哈佛大學是美國歷史上最重要的人才基地。一、哈佛的“成人”和“成才”：1、“先有哈佛，后有美利堅”；2、“成才”需先“成人”；3、人文是教育核心；4、大學校長多為文科背景。二、哈佛校訓：1、從“大用”著眼培養人才；2、重視人文傳統；3、強調服務社會、回報社會；4、以綜合素質為錄取標準。三、哈佛對綜合素質的重視：l、保持錄取率最低；2、成績絕非唯一條件；3、重視社會活動表現。美國家庭尤其是富豪對于女的教育，學做人比學做商人更重要：1、訓練子女處理人際關系；2、讓孩子打工掙零花錢；3、留給后人的珍貴遺產——不揮霍。當你得知去年夏天剛從大學畢業的現年22歲的阿列克斯·摩爾斯即將擊敗現任67歲的馬薩諸塞州霍利奧克市女市長成為美國歷史上最年輕的市長時，你會想到什么呢？
中國目前的教育沿襲計劃經濟體制的思路和做法已是半個多世紀了。中國加入了WTO已經這么多年了，中國的教育很自然地也應該融入國際市場了。市場是互動的，教育的競爭和人才的培養，也必須服務于經濟。很顯然，教育作為文化育人的產業，必須與社會經濟對接，必須履行WTO貿易教育服務公約的“教育的重要準則是服務于經濟”的承諾，從而形成市場經濟環境下高效優質的教育制式。比如在機制上，應鼓勵競爭，注重市場經濟的人才需求導向，按市場取舍，優勝劣汰；在體制上，產權和經營權分離，公立而不公營，按市場經濟規律配置資源；在教育取向上，注重個性的塑造，造就文化影響和創造力培養，注重教育與經濟的結合，注重時代性，強調以適應社會實際應用為前題；在投資上，政府的教育投入面向市場，并不只資助公立學校，而是任由公立、私立學校平等競爭，要求無論公立、私立都要注意市場經濟的人才需求動向，都要講投入產出，講人才培養的精英率；在教育觀念上，終生學習，與時俱進，挑戰權威，不斷創新。
現在也有一些好的兆頭，如中國的遼寧省逐步取消中小學校長的行政級別，建立校長職級制，形成職務能上能下、待遇能高能低、流動能進能出的機制。中小學能做到的，優秀的大學更應做到。2004年8月，中國共青團在深圳舉辦的青春中華首屆中國青年文化周評定“我心目中的中華青春偶像”，一改過去中國官方習慣推出英雄、楷模、突擊手等極富政治色彩人物的做法，用“偶像”替代“英雄”，這是觀念正本回歸到生活和現實中來的好做法。8月的一份資料顯示，在2007年全球大學學術排行榜中，中國大陸、臺灣、香港共16所大學躋身“五百大”（從 153-502名）。這些，都說明中國的教育改制是可行的、必須的。
上世紀中共始祖陳獨秀和三十多年前中共元老鄧小平的話仍值得深思。中國難道今不如昔嗎?要教育創新，必改制先行。
大學精神和素質教育
中國大學的精神
2003年11月20日美國《世界日報》發表社論《璩美鳳“考博風波彰顯大學的光怪陸離》。此事大家也許還能記起。被馬采西亞和印尼拒絕入境的“話題女王”、以性愛光碟事件成為全球華人笑柄的璩美鳳，報考上海第一學府復旦大學的經濟學博士，經濟管理理論只有40分，產業經濟學只有33分，竟然被“破格錄取”。人們質疑，是否“三陪小姐”、“傍大款”可將成為高校的一道風景？博士學位是不是商店里待價而沽的商品？學術的地位、尊嚴何在？大陸學府的學術標準將如何？當然，此事因輿論的重壓和指導教授的猶疑，璩美鳳未能如愿。
接著又暴出了“大學之大成了擴大，且紛紛爭副部級”等新聞。后來，什么審批學術、買賣文憑、無錢就別上大學、教授辭職、講師跳樓，一連串的問題頻頻曝光。人們又質疑：中國的大學怎么了？中國大學的精神到哪兒去了？中國為什么沒有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一流大學?
2005年10月，香港的《文匯報》等連續報道：劉翔免試讀博。奧運會冠軍劉翔免試到上海華東師范大學體育學院攻讀體育管理學碩博連續課程。而且，華東師大還派遣眾多高素質導師到訓練現場為劉翔“開小灶”。這些報道，又一次轟動了全球。人們的評論亦頗多，什么免試讀博是‘學術獻媚’，什么免試讀博是‘知本補償”，什么學術腐敗、學商勾結、學政勾結等等。人們既為劉翔因緊張的奧運會練將難達到博士學位所規定的要求而感到擔憂，也為華東師大這樣做會損害學術的聲譽而擔憂。而更清醒一點的人認為，對今天的中國大學而言，大學精神為何物，恐怕已是十分遙遠的事情了。在這樣的氛圍下，大學校長似平首先不是教育家，而首先是一個官員。且不說上世紀上半葉蔡元培、胡適時代的中國大學氛圍，就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改革初期的大學氛圍，今天的中國大學也已經遠遠落后了。
我們姑且不對璩美鳳、劉翔等人作什么是非曲直的討論，就說一說大學精神到底是什么？中世紀的歐州，有三個機構是并列的，一是教會，二是世俗政府，三是大學，可見大學的重要和獨立。大學不但是培養人才的地方，而且是塑造和發展人文精神的地方。這就涉及到大學的兩個基本使命：一是人類創造能力的挖掘和提升，二是人類文明的延續和提升。前者只就專業人才的培養標準而言，后者則涉及到大學對民族精神世界的關照。但在今天的中國大學，首先對人文精神的發展完全談不上。就是在專業人才的培養上，也無法達到當今世界的前列標準�！爸Z貝爾獎”還是個零，很令人痛心。英國科技史專家李約瑟曾經提出一個著名的“李約瑟之謎”，意即中國在古代曾經創造了輝煌的文明，為什么到現代反而無法對人類作出杰出的貢獻？“李約瑟之謎”提出的恰恰是對上述教育的兩個使命，即對專業人才培養和人文精神發展在中國缺失的質問。
中國素質教育的精神
世界各地的報刊，近來總在質詢中國的教育：什么是素質教育？你們中國人到底搞的是素質教育還是應試教育，或者兼而有之？中國學生的道德又滑坡了多少？可我們國內的報刊卻總是強調：中國的素質教育正搞得轟轟烈烈，創新教育碩果累累，中國國民素質在一天天提高。且有大量的數據加以說明，比如掃盲、義務教育成果，某月某日某省又有某幾個縣完成了“兩基”驗收�？稍诨鶎拥慕處焻s每每抱怨：我們為造假好累啊!明天不知又要我們去編幾個數字？就“課改”而言，各級教育行政部門的領導幾乎眾口一詞：“改得好，改得成功�！笨梢坏狡谖纯荚�，學生成績又落下了，學生家長怨聲載道。
其實，什么是素質教育，陳獨秀、毛澤東等老一輩人所講的那種教育就是素質教育，只不過是現在改了個詞而已。中國的教育不應該搞花架子，孔子的教育就不是素質教育嗎？我看中國素質教育的精神，還是應該歸結到陳獨秀在上世紀初年講的三句話上：1、教育要趨重社會；二，教育要注重啟發；三、教育要講究實際應用。
無論什么教育，要研究它，要去做的時候，只要方法新、精神新就可以了，并不在乎于什么科目的新。就是研究現在大家公認的舊教育，只要他方法新、精神新，對提高學生的素質有用，也是可以的。如果去研究國外的什么新教育，要是方法不新、精神不新，那也是徒勞的。教育和社會的關系很大，教育不能脫離社會。若教育只趨重于人而不趨重于社會實際，那么這樣的教育注定是無用的。素質教育要注重啟發，要承上而啟下，要以學生為本位，要立足于我國每個學生的實際發展需要，要注重用方法去發現方法。我們的素質教育要像中醫診病開處方那樣，要講究實際應用，能用丹參的就不必用紅參，吃兩顆山楂能解決的病沒必要打吊針。教學的科目和教師也不在多，只在其有沒有教授的方法和精神即可。一有新方法、新精神，就可以造就新人才。
素質教育之德育為首
剛才有幾位自稱清華、北大的專家要我談談德育，大概是看看我愛國否，也就隨機說幾句吧。
“文革”中的過分“專政”，使人們對德育有了偏見。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撥亂反正，中國的學校德育工作才開始漸漸步入正軌。但隨后的“89北京風波”，再次掀起了對學校德育工作的重新思考。直到1992年中國的國家教委文件下發后，人們才真正找到了德育工作的位置。開始思索研究：“雷鋒到哪里去了？”“共產主義到底怎么講？”鄧小平南巡講話發表了，人們又緊跟著探討：“中國姓社還是姓資？”“一味抓經濟，道德還要不要？”“道德多少錢一斤？”
本人自1989年北京風波時起，就在思索這樣一個問題：中國德育工作出了這么多問題，到底癥結何在，該怎樣對付？我看了幾個外國學校，他們好像并不特別德育，但學生道德素質好。我走訪了國內二十幾個省的上百所學校做調查，可他們幾乎都這樣認為：⑴德育工作是學校領導、政法課教師、班主任的事，與其他教師沒有關系；⑵德育就是給學生上思想品德課、思想政治課，講講大道理而已；⑶德育工作就是要教學生明大理，不必管得太瑣碎、太具體；⑷德育工作開學初、節日、紀念日抓一陣就行了，不必列入學校議事日程，不必經常掛在嘴上，學校要以教學質量求生存；⑸德育就是訓話，不必大驚小怪的，說一聲就可以了，大家都知道的；等等。再調查學生，結果發現，學生品德步入了五大誤區：⑴社會公德意識弱化；⑵法制觀念淡��；⑶“私”、“利”二欲趨重；⑷生活攀比奢華；⑸缺乏自強自立精神。其成因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⑴文化環境不潔；⑵家庭教育漏調多（a、重養輕教，重智輕德；b、忽視意志、毅力、艱苦樸素良好品質的培養；c、家長示范作用差；d、放任自流）；⑶學校教育“一手硬一手軟”（a、教育評估硬、軟失當；b、思想道德教育弱化走樣；c、思想品德教育缺乏量化標準；d、思想品德課教學存在弊端；e、只教書不教人）。于是，1993年，我在“遵義會議”《品德誤區與補救淺談》中，呼吁要抓好三個方面的工作：⑴齊抓共管，形成合力（a、凈化社會環境，培養道德回歸的氛圍；b、重視家庭教育；c、學校教育既教書又育人）；⑵講求方法，務求實效（a、培養學生認識能力；b突出教育主旋律；c、疏導嚴管并舉）；⑶強化措施，硬化評估。1998年，本人在山西大學《教育與學習研究》的《中小學德育方法之誤區及對策淺談》中，再次強調并補充了此問題。
2000年初，我在“上海會議”《談思想政治課堂教學方法的最優化》中，提出必須樹立正確的課堂教學方法指導思想：⑴必須以啟發誘導為中心，以全體學生全面和諧發展為目的；⑵必須是多種方法組成的開放體系；⑶使學生情景學習、無意識學習、直接經驗學習。我認為選擇好政治課堂教學方法的客觀依據是：⑴課堂教學目的；⑵教材內容特點；⑶學生特點（即學習狀態）；⑷教師的特長與教學藝術風格特長；⑸教學時間。要做到教學方法最優化在教學中的實施：⑴要深入研究每一種教學方法，多采擷，多實踐，多分析，取長補短；⑵要注意對這些方法作綜合分析，注意比較、篩選，最后落實優化組合、靈活運用。選擇出來的方法究竟怎樣組合才能達到最優化：⑴要注意課堂內容的邏輯結構，如何引人新課，怎樣啟發誘導探討、論證以至得出討論，邏輯主線一定要清、巧、合；⑵要注意學生課堂學習中的思維活動結構，啟動、最佳和疲勞三階段要處理好，力爭以最少的時間和力量取得最大的教學效果。2006年春末，按江澤民先生“三個代表”、胡錦濤先生“八榮八恥”的思想，本人為“香港年會”撰寫了《中國學校德育方法誤區與對策》，文中另辟蹊徑，主要歸納了中國學校教育中德育方法的六大誤區：⑴重“灌”輕“導”；⑵重“外”輕“內”；⑶重“正”輕“反”；⑷重“共”輕“個”；⑸重“顯”輕“隱”；⑹重“定性評價”輕“定量評價”。給中南海建議對策：⑴優化德育工作隊伍；⑵重視教學主渠道；⑶樹立現代開放的德育觀念；⑷豐富德育方法體系。
通過十幾年在國內外到處流浪的見聞，我認為：當今中國社會道德嚴重滑坡，社會道德的危機是缺德。其病根在于中國的“現代化”是西方的“一本復印書”，教育本身的功利主義使教育散失了應有的德育功能。德育目標應當是---學會做人。人才，首先是人，有道德的人，成才必先成人。目前的教育要從道德出發，回到本身意義上的教育上來。要抓道德回歸、提高，抓精神文明建設。素質教育首先是道德教育，抓不好道德教育，就談不上素質教育。要注重人文精神、自我意識、理解他人、心中有他人和人性教育。不但要教育學生懂得怎樣生存，更要讓學生懂得為什么要生存。中國在本世紀不僅應當成為經濟強國，而且更應當成為道德富國。北京市海淀區檢察院檢察官張小兵上周根據3年前偵辦的一起小會計“乾坤大挪移”指出，高�？蒲薪涃M腐敗已經成為新問題，掌握大筆科研經費的教授群體可能淪為新的腐敗高發人群。的確，是應該敲響我們的警鐘了！今年全國第49個學雷鋒紀念日期間，湖南長沙市將開展“重溫《雷鋒日記》，續寫《雷鋒日記》，踐行雷鋒精神，爭當雷鋒傳人”的活動，我看就是一個好兆頭。
幾點建議：
1、把德育研究分列成幾個大的專題，集中力量投入研究。
2、把德育教育與心理健康教育、信息教育等結合起來。
3、分段制定德育標準及測評方案，便之易于量化考核。
4、既注重教育自身的研究，又與相關部門、社會聯手研究德育工作，把學校、家庭、社會、學生四者結合起來，形成一個“四位一體”的德育網絡。
結束語
未了，我想提幾個問題，供大家參考：
1、我國人才問題出現了哪些誤區，怎樣解決？
2、怎樣樹立中國人對自己教育文化的自信心？
3、目前教育環境尤其是德育環境的污濁怎樣治理？
4、如今的“兩基”驗收到底何時結束，有何實際意義？
5、美國哈佛大學的教育對我國當前的教育有什么啟迪？
6、中國的素質教育爭論了十余年，到底如何才能切實推進？
7、教育創新與素質教育的關系如何？怎樣才能真正做到教育創新？
本人倡議發起中國教育家大會，我已經連續幾屆沒有參加了。這次報告，這也算是對中國教育家大會的一個回應。會后，請大會秘書處的同志們，把次大會專家們的報告歸類整理一下，梳成辮子，報送中南海的決策者們看看。同時，我也希望中南海的決策能走出中南海，造福我們的后代。
（汪廣仁簡介：汪廣仁，中國教育科學出版集團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中國教育家協會副主席、中國國際教育科學研究院副院長、中國教育科學學會會長、中國教育科學出版社社長、美國海外藝術家協會常理、世界華人遠程學院終身教授、首屆中國教育家大會倡議發起人、南寧市汪廣仁中外教科文研究院院長。通聯：香港灣仔駱克道315-321號駱基中心23樓；電話：00852-30696946\13005928964；信箱：wgr800256@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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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于 2013-8-24 15:22:09
